改变了中国历史版图的桂林宝贝

桂林既然是旅游名城，那就是游客向往的地方，由“向往”而前来，才成为旅游者。所以，到桂林旅游，首先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

根据历史记载，最早到桂林的“外地人”——那时自然还没有“旅游”这种充满了休闲味道的概念——应该是秦始皇的军队。

俯瞰灵渠。

(资料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旋即着手征伐岭南。

最初，这仗不好打，虽说岭南越人的军队没有秦军那般善战，尤其不懂得大兵团作战，但越人占据了天时和地利：天时者，岭南炎热潮湿，北人身体上受不了;地利者，岭南岭多山陡，到处洞穴，森林密布，河流泛漫，北人不利行军，更不利于寻敌歼之。因此，秦军要与越人打仗，在兵力上必须要占优势。而兵力的优势，是需要大量的粮草供应的。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战争的基本常识，不可违背。

背着辎重在岭南之地翻山越岭，人困马乏，且细小盘旋的山路会将队伍拉得很长——所谓兵力的优势就无法突显出来。所以，在那个年代，想在岭南之地调动军队，非得借助水路不可，这是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下唯一可选的大型运输条件。

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

秦军选择了在兴安开凿一条运河，将湘江与漓江沟通，借以运兵运粮，向南征战，最终统一岭南。这条运河，就是今人皆知的灵渠。有了灵渠，今天的桂林就成了岭南通往湘楚乃至中原的交通要道。

秦亡后，赵佗在岭南称南越王。汉元鼎六年(前111)，汉灭南越。此后，作为一项军事工程，灵渠的交通运输作用在二千多年历史中一直非常突出：灵渠承担过马援平叛、狄青征伐等多次朝廷重大用兵任务，岭南之地始终在中央政权掌控中。朝庭对广西派遣官员，多经此路而来，如著名的颜延之、柳宗元、张孝祥、范成大、阮元等。

桂林平乐三江口(漓江、荔江、茶江汇合处)夕照。(陶彩忠 摄)

作为水路，灵渠只相当于陆路的一个隘口，它的最重要作用是连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两条干流——湘江和桂江(桂江的上游叫漓江)。

唐代的大僧人鉴真，就是沿桂江上行到了桂林。靖江王的后裔朱若极，沿桂江下行，经广州到扬州，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圣，并改名为石涛。阮元长两广总督职，多次经桂江到桂林指导工作，不过他在此职的上任和离任都是经灵渠而行。袁枚乘船溯漓江而上，在兴安段兴奋地写下了“船到兴安水最清”之境，并有“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之写桂林风景的名句。张维屏沿桂江从广东到桂林，写下了《桂游日记》。

水东街骑楼 (资料图)

明清时期，广西南部的安南，经常派遣使团入华朝拜皇帝。这些使团，绝大多数选择经桂江进湘江的道路。途经桂林时，他们会逗留好几天，因为这里不但有很好的文化和风景供他们游览赏析，地方官还有很好的招待，甚至为他们提供北行需要的御寒衣物，故这些使团官员在他们的工作笔记里都不吝笔墨地赞美桂林这座城市。

明清时期，商业逐渐繁华起来，广东的洋布、食盐，湖南的大米，兴安、灵川的竹木等商品，均通过水路运抵桂林，桂林自然成为桂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漓江两岸的水东门街、盐行街、五通街、泥湾街演变成重要的商铺集中地。

漓江边的盐街 (资料图)。

民国早期，水路仍然是进入桂林的重要交通依靠。民国初年，一个叫计宗兰的女子师范毕业生，到桂林供职，她从上海港乘英国太古邮轮到香港，换船到梧州。因为桂江水浅滩多，轮行不便，在梧州逗留了6天，方寻得一艘帆船前往桂林。

梧州以上，滩多水小，船行不易，日以舟当车，夜以舟为舍，旅途不堪其苦，也不减其乐。她写道：“行四五日，连峰稍衰，日影渐见，未几则岩石中断，豁然出峡矣。回望峡中，烟岚廻合，千态万状，疑非人世。余至此乃沥酒再拜，私相庆幸，以为更生。盖自梧至桂，约五百余里，而连日所经几五百里，且险隘之地，已尽经历。绿林之祸，又未或逢(按该地盗贼充出抢劫者时有)不尤为事，可贺者乎。”

徐霞客曾在漓江之滨的碧岩阁驻足。(若谷 摄)

水路艰难，除了水情，还有盗贼。徐霞客在进入广西之前，便在湘江民船上遇到劫匪，因跳船及时，得以活命，我们才有机会读到那部伟大的《徐霞客游记》。明人董传策在《渡漓江记》中就记录他与同道乘舟顺流而下时，在阳朔与平乐间江面上遇险之情景：掀开窗缝，卷帘看两岸，见难了滩上有数百持戈㦸之人，专勾溯行速慢之般索要财物。明人郭应聘也有其在漓江沿岸征伐“盗贼”之记叙。安南使团沿桂江旅行时，当局会派军队护送，以免出事。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旅行团旅桂，如1934年8月，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一个旅行团到桂林旅游，也有军队船只一路护送。

桂林水路重要节点——风景如画的大圩古镇。

漓江段的水路，成为旅游观光的载体，并逐渐失去其纯粹的交通功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演变结果。

作者简介：庞铁坚，网名桂林一剑，广西博白人，生于桂林，成年后定居桂林，著有《桂林旅游发展史》《推开桂林的门扉》《愚自乐园——一个台湾人的文化情怀》《行走龙脊》《漓江》《阳朔旅游草皮书》(合著)《走遍中国～广西卷》(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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